評論文章怎么寫(人民日報評論文章)

作者：李婧，系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龍學”在一百年來的發(fā)展中漸成顯學，可以說有關劉勰《文心雕龍》的方方面面都有學者論及，特別是劉勰論文章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不僅一直以來都是學界的研究重點，同時也在民間最為普及。事實上，作為體大慮周的文論巨典，《文心》猶如大型寶藏，尚有等待挖掘的璞玉遺珍，如劉勰在全書中對先秦至南朝近三百位作家的涉及三十多類文體的近四百種文章進行了系統(tǒng)評論，并且評語大多深刻精到，這無疑是唐前文學批評之最，對于我們今天了解唐前文學仍然具有重要的參借作用。

那么，劉勰在評論文章（含詩歌）優(yōu)劣時，是否具有統(tǒng)一的標準呢？從其具體的評語來看，有一條貫穿全書的重要標準——雅義麗辭?！段男牡颀垺ふ魇ァ菲珜蚴ト藢W習文章寫作的金科玉律，即“雅麗”：“然則圣文之雅麗，固銜華佩實者也”，圣人文章既有雅正的內(nèi)容，又有華麗的文采，華實相配，是所有文章應該效仿的典范?！段男牡颀垺ぴ徺x》篇提出辭賦創(chuàng)作的要求是“麗辭雅義，符采相勝”，這也是劉勰認為所有文章創(chuàng)作應追求的最高標準。

所謂“雅義”，首先是指文章的內(nèi)容要有益政治教化，無補時用的作品，是不足取的。劉勰在評論詩、賦、樂府等情感性與文學性強的作品時，就格外看重其政治教化作用，對于含有美刺的《詩經(jīng)》、古樂府和一些漢魏名賦，充分肯定贊揚。但當這幾類作品“以文滅質(zhì)”，不再具有規(guī)補教化的作用時，劉勰就要舉起批判的矛頭了，如批評只追求文采的賦作是“蔑棄其本，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文心雕龍·詮賦》下引自《文心雕龍》只注篇名）。

至于公文筆札，本就是為封建國家政治服務的，內(nèi)容上有益政教，更是分內(nèi)之要求。劉勰認為優(yōu)秀的公文筆札就要有益治道，像西漢賈誼《論積貯疏》、晁錯《言兵事疏》、路溫舒《尚德緩刑書》、谷永《說成帝拒絕祭祀方術》、陳蕃《諫封賞內(nèi)寵疏》、蔡邕《上封事陳政要七事》、王朗《奏宜節(jié)省》、溫嶠《上太子疏諫起西池樓觀》等漢魏兩晉的名奏都是切中時弊，勸諫規(guī)誡，都得到劉勰的贊賞。

在評價一些民間文體時，劉勰也是以內(nèi)容是否有益政教來置褒貶。比如“諧詞”和“隱語”起于民間，是老百姓為了表達內(nèi)心的“怨怒之情”，而創(chuàng)作出的嘲笑和暗諷的話，對統(tǒng)治者有一定箴戒作用，但到漢魏以后，漸漸發(fā)展成為僅供娛樂的笑話和謎語了。劉勰對此的評價態(tài)度十分明確，古之諧隱不可廢，但今之諧隱則無足取。以“諧詞”為例，戰(zhàn)國宋玉寫《登徒子好色賦》來諷諫楚襄王不要沉迷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諧隱》）。但到了魏晉時期，講滑稽笑話的風氣盛行，曹丕甚至專門編成《笑書》、潘岳創(chuàng)作《丑婦》、束皙寫成《賣餅》，這些就“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諧隱》），完全是調(diào)笑之作，對政治教化沒有絲毫用處。

另外，“雅義”還要求文章內(nèi)容要符合儒家的倫理道德，不能棄孝廢仁，違禮反道。劉勰指責法家的作品《商君書》《韓非子》“棄孝廢仁，轘藥之禍，非虛至哉！”（《諸子》）廢棄儒家仁孝，無怪乎商鞅被車裂，韓非被毒殺了。還有左思的《七諷》因為“說孝而不從”不遵從儒家孝道，劉勰便以此全盤否定了整個作品，明言“反道若斯，馀不足觀矣”（《指瑕》）。最明顯的例證是《史傳》篇激烈地抨擊班固、司馬遷將呂后列入記載皇帝事跡的“本紀”中，劉勰認為這是“違經(jīng)失實”，儒家向來排斥女人干政，即使實際上皇后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也是不能寫入帝王本紀里去的。

至于“麗辭”的標準，劉勰是要求文章講究語言修辭之美，要求聲律和諧、結構嚴整，特別是充分運用對偶、比興、夸張、用典等藝術手法，體現(xiàn)出藝術性和審美性。另外，劉勰還對文辭表達的繁、約、顯、隱有所要求，他特別青睞“簡約”和“顯暢”的文章。

《銘箴》贊曰：“義典則弘，文約為美。”《議對》中說：“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拔募s為美”實是劉勰在全書中廣泛應用的一項評文標準。例如，他稱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雜文》）；孫盛《晉陽秋》“以約舉為能”（《史傳》）；管仲、晏嬰的子書“事核而言練”（《諸子》）；《尹文子》“辭約而精”（《諸子》）；張華的章表“理周辭要”（《章表》）；公孫弘之對“總要以約文”（《議對》）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皆是贊揚這些作品為文精約，簡要得當。與之相應，劉勰明顯批評文辭繁雜之作，像：馮衍之銘“繁略違中”（《銘箴》）、溫嶠《侍臣箴》“博而患繁”（《銘箴》）、馮衍論說“事信文繁”（《論說》）、傅咸議對“屬辭枝繁”（《議對》）這些都是作品不足之處。然治繁總要并非易事，一些博學才穎的大家也難免繁辭之弊，如西晉文豪陸機，劉勰多次指出他的這一缺點：《哀吊》中批其《吊魏武帝文》“序巧而文繁”；《議對》中嘆其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熔裁》中說“士衡才優(yōu)，而綴辭尤繁”；《體性》指出“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最后，在《才略》中對陸機的總結就是“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劉勰還應用了事顯為貴的標準。如他要求“議對”這種文體要“事以明核為美，不以環(huán)隱為奇”（《議對》），論事以明白核實為美，不能深幽隱晦。像公孫弘的《舉賢良對策》“事切而情舉”（《議對》）論事確切而情意明顯，無怪乎被漢武帝拔擢為第一名。無獨有偶，用于軍事行動上征討敵人的戰(zhàn)斗檄文，劉勰認為“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檄文要起到宣傳震懾的效果，必須把事理寫得清楚明白、氣勢旺盛文辭果斷，如隗囂之《檄亡新》“意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檄移》）！

劉勰“雅義麗辭”的評論文章標準，體現(xiàn)了六朝時期對語言藝術之美的追求，有領先時代之處，同時也繼承了傳統(tǒng)儒家詩教觀，有其局限保守的地方。我們今天在參考借鑒時，要予以充分辨別，去粗取精，才能正確利用這一寶藏。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06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